第3章 精神

。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真把脑袋变成酒壶。婚姻是私事，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。加九锡是公务，阮籍岂敢搪塞？

    这样看，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。

    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。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，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：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，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？身体有病而饮酒，是符合礼制的嘛！[34]

    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？他的病在心里。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，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，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。因此，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，甚至故作惊人之语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阮籍说：杀父可以，杀母不行。

    众人大惊。

    司马昭也说：弑父乃滔天大罪，怎么可以？

    阮籍却解释说：比如动物，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。所以，弑父是行同禽兽，杀母是禽兽不如。

    众人又都叹服。[35]

    阮籍这样说话，并不奇怪。事实上，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，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。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，最后是篡位了的，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。有一次，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，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，因为“温”是他亡父的名字，提都提不得。

    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。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，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，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。对此，店主人曾大为起疑。但经过细心观察，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，也就释然。[36]

    所谓“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就是这样的吧？[37]

    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，也可能会很痛苦。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，所谓“像孩子”不过是率性和率真。阮籍就是这样。据说他会青白眼，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，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。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。

    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，却终其一生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。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，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。[38]

    这就是阮籍了：率真而又自律，率性而又谨慎。这样的人，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。因此有人认为，阮籍酩酊大醉，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。[39]

    他的哭，也如此。

    阮籍一生，应该哭过多次。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，他也前往痛哭一场。原因，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，却未嫁而亡。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。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，不能不为之恸哭。

    但，他更可能是哭自己。想想阮籍这辈子，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？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？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，有多少人看得懂呢？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，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？

    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，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。不同之处在于，刘伶吩咐“死便埋我”，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，再恸哭而返。[40]

    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。也许，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，最后终归于死。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，死到哪儿埋哪儿？同样，人生既然并无意义，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？

    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。有一次朋友去看他，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。朋友们大为怪异，刘伶却很坦然。他满不在乎地说：天地就是我的房屋，房屋就是我的衣服，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？[41]

    这实在要算是疯话。

    其实刘伶并不疯癫。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，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，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，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。他的说法是：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。

    对方当然一笑了之。

    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。对司马政权，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，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，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，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。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，竟是寿终正寝。[42]

    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。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，曾说过一句名言：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，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。他的途穷而哭，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，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。[43]

    我们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但可以肯定，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。

    陶渊明之隐

    跟刘伶、阮籍一样，陶渊明也嗜酒如命。

    陶渊明就是陶潜，渊明是他的字。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（今属江西九江）县令，所以又称陶彭泽。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，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，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，就心满意足。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，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。[44]

    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，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。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，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，官不大权不小，架子也足。刘备做安喜县尉时，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，才挂冠而去。而且，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，而是刘备本人。[45]

    这回轮到陶渊明。

    督邮来到彭泽时，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：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。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，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。只不过，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，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：

   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

    陶渊明回家了，从此再不做官。

    现在看来，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。据陶渊明自己说，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，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。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，只好辞职奔丧，时间是在义熙元年（405）的十一月。高粱也好粳稻也罢，恐怕还没种下去呢！[46]

    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，都成了无头案。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，六分之一种粳稻，也只是说说而已。

    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，心情似乎特别舒畅。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：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，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。遇到岸边的行人，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，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。

    归心似箭啊！

    到家以后更是欣喜。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，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。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，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，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。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！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？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。[47]

    一切都那么自然，回家的感觉真好！

    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。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，此番不过重操旧业。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，因为“种豆南山下”的结果，竟然是“草盛豆苗稀”。[48]

    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，而是为了谋心。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，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。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，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，却充满诗意：

    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

    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[49]

    清晨，鸡鸣狗吠之中，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，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，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，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、恬静、怡然自得。

    当然，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：

    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[50]

    畴（读如筹）就是田地。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，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，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！

    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，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“田园诗人”的桂冠，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。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，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。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，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：

    时复墟曲中，披草共来往。

    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。[51]

    好一个“但道桑麻长”！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。

    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。据说某天早上，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。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：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。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，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？

    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。他说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！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

    后来，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：

    清晨闻叩门，倒裳往自开。

    问子为谁与，田父有好怀。

    壶浆远见候，疑我与时乖。[52]

    诗是好诗，事可存疑，也不必较真。但，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，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，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。显然，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。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，却并不躲避社会。

    其实就连对政治，也未必毫不关心。据说，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，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。也就是说，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，他的心目中只有晋。[53]

    那么，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？

    官位太小。

    田园诗人真隐士，会嫌官小？

    会的，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。曾祖父陶侃，官居大将军，位进大司马，都督八州军事，兼任两州刺史（其中一州还是荆州），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，忠诚勤劳如孔明。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！[54]

    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“乡里小人”。

    也难怪他“不堪吏职”，要辞官而去。

    没错，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。[55]

    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，陶家已经败落，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。但，血性、精神和性格，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。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，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。只不过，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，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。

    然而最不平常的，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。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，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，满手把菊，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：

    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[56]

    也许，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。在这里，“见”是不能错为“望”的。望，就刻意了，也不悠然。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，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。

    也只有如此，才是魏晋风度。

    名士皇帝司马昱

    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，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，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，也更像名士。

    没错，他才真是“大隐隐于朝”。

    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，前面已经说过。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，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。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，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。

    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。某次，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，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。晋元帝便问儿子：长安和太阳，哪个远，哪个近？

    司马绍回答：长安近。因为长安来人了，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。

    晋元帝很得意，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。

    司马绍却说：太阳近。

    晋元帝大吃一惊，问他为什么改口。

    司马绍说：举目即见太阳，不见长安。[57]

    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，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。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，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，还潸然泪下。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，才故意说长安近。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，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。这才是领袖说的话，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，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。

    所以，此事如果属实，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。

    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，政绩更是乏善可陈。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，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，让殷浩去北伐。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？也只能一败再败。

    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，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。可惜桓温并不领情，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。殷浩更是怨气冲天，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！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：咄咄怪事！[58]

    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，历史上有争议。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，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，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。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，他都惶惶不安。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，星象就是这样。

    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（郗，旧读如痴，今读如希）拉进偏殿问：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，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？[59]

    这当然是个问题，但为什么要问郗超？

    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、郗愔（读如音）的儿子，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。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，把皇帝换成司马昱，都是郗超的主意。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，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。[60]

    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。他回答说：大司马（桓温）正在对外巩固边防，对内安定社稷，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，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！

    司马昱则对郗超说：请向令尊大人致意！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，都是由于朕的无能，真是羞愧难言！

    说完，泪流满面。[61]

    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，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，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。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，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。[62]

    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。成为皇帝之前，他的府邸高朋满座，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。包括桓温和殷浩，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，都是他的座上客。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，还往往通宵达旦。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，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。[63]

    不过，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。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：只有非常精通的人，才能跟他剖析义理，刘真长（刘惔）可算一个。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，才能跟他安闲相处，简文帝（司马昱）就是这样。[64]

    这是很高的评价。

    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。他美仪容，大器量，高智商，雅趣味，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。登基后，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，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：

    会心处不必在远。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[65]

    濠就是濠水，在今安徽凤阳。濮则是濮水，在今河南省境内。在濮水，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，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，也不愿意从政。在濠水，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：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，那就是鱼的快乐呀！[66]

    所谓“濠、濮间想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    一个皇帝，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，还说这“会心处”并不需要太远（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），岂非“大隐隐于朝”？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，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，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？

    当然是。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，都不啸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，“大隐”是被桓温逼出来的。但从皇族变成名士，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。事实上，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；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，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，甚至还更体面。

    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。

    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。陶渊明可以辞官，他却不能。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，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。幸运的是，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，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。

    野心勃勃的桓温，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，这事常常让人费解。但如果了解魏晋，便会觉得不足为奇。没错，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，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。在它面前，桓温也好王敦也罢，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，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。

    那么，魏晋的精神是什么？

    对人格力量的敬重。

    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，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，气度也确实不凡。有一次，桓温、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。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，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，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。司马昱却端庄静穆，安详闲适，不为所动，让桓温肃然起敬。[67]

    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，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，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。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，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？要知道，司马晞是有兵权的，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。[68]

    然而司马昱有器量，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。这样一种人格力量，嵇康有，王戎有，王导有，庾亮和谢安也有，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。晋废帝时，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。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，人们才眼前一亮。因为他气宇之轩昂，竟有如朝霞升起。[69]

    实际上，这也是一种力量：美的力量。

    而且，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