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谦益的史学贡献

    明末清初，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东林党人物叫钱谦益，人称“两朝领袖”，精于史学，立志修“明史”。(请记住我们的明末，钱谦益曾撰修《历朝实录》，存放在北京太液池畔的“蕉园”，后李自成火烧明皇宫，“蕉园”也没能幸免。清初，钱谦益又收集了完备的明代史料，编写了达二百五十卷的明史稿，藏于自家藏“绛云楼”，后也毁于一场大火。钱谦益曾叹曰：“乌乎！甲申之乱，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。吾家庚寅之火，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。”他认为:“汉晋以来，书有三大厄。梁元帝江陵之火，一也；闯贼入北京烧文渊阁，二也；绛云楼火，三也。”又在《蕉园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蕉园焚稿总凋零，况复中州野史亭。”他把存放在蕉园内的《历朝实录》叫正史，把存放在绛云楼中的明史稿叫野史或半野史，而绛云楼又叫“半野堂”。所以他所编修的明史，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，都已经在喧阗一炬中化为了灰烬。

    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）字受之，号牧斋，世称虞山先生，是明末清初重要史学家。他在明代历任翰林院编修等史职，入清后官至礼部右侍郎，充明史馆副总裁。钱谦益本身隶东林，但先谄事阉党，后迎降仕清，其人品颇受人非议。然而客观来讲，他的史学建树，特别是在明史考证方面的成就不容抹煞。

    一、钱谦益从事明史考证的缘起

    明初以降，程朱理学日益沦为科举考试的工具而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。知识分子为了现实的利益，纷纷放弃皓首穷经、严谨求实的古学传统。正如顾炎武所说：“自八股行而古学弃，《大全》出而经说亡”。

    自明中叶弘治以后，沉闷的思想界才慢慢掀起新的波澜。首先，在理学内部，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，王阳明“心性”之说异军突起，风靡一时。其次，不少人厌恶当时简陋、苍白的学风，纷纷回头，希望从古典的传统中汲取营养。经学上“汲古通经”思想与上复古主义思潮交相兴起。一方面，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之争，必然求诸古学考证。另一方面，经学与向传统复归也促进了学术考证的勃兴。正如朱希祖所说：“当李梦阳、何景明之辈倡言复古也，规模秦汉，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；非是则诋为宋学。李蟠龙、王世贞辈继之，其风弥盛。然欲作秦汉之文，必先读古书，欲读古书，必先能识古字，于是《说文》之学兴焉。”

    提到明代的考证学，杨慎是公认的第一人。杨慎（1488—1559）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明代著名学者。他博学多识，精通古文字、地理、职官、掌故等，有《丹铅录》、《丹铅余录》、《丹铅摘录》等考据名著传世。杨慎考证的范围十分广泛，上至“宇宙名物、经史百家，下至稗官小说、医人技能、草木鱼虫，靡不穷心多识，阐其理，博其趣，而订其讹。”杨慎以后，“士人因其特殊之身世，繁博之学识及反宋学之先锋，故群而效之。考据学风自骎骎然盛矣。”陈耀文、胡应麟、王世贞等一批学者纷纷起而纠正杨慎的讹误，从事考证研究。考信求实的思潮由此兴起。

    明代中期考信求实风气的兴起，是钱谦益走上史学考证道路的时代背景。当然，师友们的感召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王世贞是明朝复古派的领袖，以史事考证见长。《史乘考误》是其史学考证名著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。钱谦益先世与王世贞家有很深的交情，他称王世贞是“吾先世之契家也”。由于年龄的差距，钱谦益并不曾亲身领受王世贞的教诲，但王世贞对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。他自幼对王世贞极为崇拜，刻意模仿、学做复古派文章。中年以后钱谦益虽然受嘉定学派的熏陶，改弦更张，服膺“通经汲古”之学，但无论从人品还是从学术上，他对王世贞始终特别尊重。甚至他走上考辨《实录》的治学道路，都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。同王世贞一样，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修成一部高质量的《明史》。然而，明代的史学混乱不堪，欲修《明史》必须先考证史实。

    二、《太祖实录辨证》征论史籍分析

    钱谦益明史考证成就，主要体现在对元末明初历史的考辨上。明初史臣对太祖朱元璋出身草莽，并曾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史实，讳莫如深，三次改《太祖实录》，“像梳篦一样地将不利于朱元璋形象之处过滤掉了。”另外他们对朱元璋杀戮功臣也极力掩饰，致使这段历史真相被长期埋没。要着手明史，必须首先还原历史本来面貌。钱谦益搜集了大量公私史料，经过精审的考核，严密的论证，编成《太祖实录辩证》五卷。

    我们对《太祖实录辩证》所征引的相关史籍作一归纳，便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    其一，其征引的史籍以野史和家乘为主。特别是大量征引了明初开国功臣的神道碑文和家传、行状，种类多达20余种。钱谦益考辨的重点是《太祖实录》中有关开国功臣事迹的隐讳、不实之处。这些碑文、行状虽然零散、杂乱，甚至也有虚美、错谬的地方，但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，在某些方面与成于众人之手而又屡经删改的正史相比，文献价值更高。钱谦益以此与实录对勘，纠正了不少实录的错误。比如：《明太祖实录》载：乙未（1355）七月太平之战，朱元璋派遣徐达、邓愈、汤和引兵与陈野先迎战，又令别的将领包抄其后，遂生擒陈野先。事实是否如此呢？钱谦益依据《宁河神道碑》与《东瓯神道碑》互相比证，得出结论：在太平之战中，是朱元璋亲自率领汤和迎战陈野先，而徐达与邓愈是作为奇兵，绕道敌人的后方合围、夹击获胜的。

    其二，钱谦益于各家私乘中征引次数最多的是黄金的《开国功臣录》，为16次。其次为郑晓和王世贞的作品，分别达13次、12次之多。黄金的《开国功臣录》历十几年完成，较为详细地收录了明初500余位功臣的事迹。这部书广征各种史料，很有参考价值，所以成为钱谦益征论、考辨的重点。郑晓和王世贞均在当代史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。郑、王关注的焦点，更是钱谦益尤为注意的地方。钱谦益考核、发覆，纠正了他们不少疏谬之处。

    比如：《明太祖实录》载永嘉侯朱亮祖病卒于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。郑晓考证出朱亮祖之死乃是受胡惟庸案的牵连所致，但对实录所载的具体死亡时间没有提出异议。钱谦益据《御制文集》纠正了这个疏误，指出朱亮祖死亡的时间应当在洪武二十三年（1390）。

    对于宜春侯黄彬的结局，《明太祖实录》只说：（洪武）十二年（1379），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。并未直接说明他的死因。黄金在《开国功臣录》中记载：黄彬（洪武）十二年练兵临清，召还后数年卒。郑晓认为，黄彬于洪武十二年（1379）受到胡惟庸案的牵连，后来又得到朝廷的宽恕，数年之后卒。王世贞则指出黄彬死于洪武十七年（1384）。钱谦益根据实录隐微书法推断：“实录不书卒之例，知其非令终也”。黄彬确实受胡惟庸案的牵连，但并非如郑晓所言又得到朝廷宽恕。黄彬之所以没有立刻伏法，是因为他的党事在洪武二十三年才被揭发。

    其三，《太祖实录辩证》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参考了不少包括朱元璋诏书在内的秘府档案。其中，《昭示奸党录》与《庚午诏书》分别被征引了12次、9次之多。这些珍贵的档案是他利用参修《明神宗实录》的机会见到的。钱谦益据此纠正了《明太祖实录》以及其它私史很多讹误不实之处。

    比如，关于东胜侯汪兴祖被授予封号的相关史实，史书记载不一。《明太祖实录》载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追封汪兴祖为东胜侯。而黄金《开国功臣录》则认为东胜侯是在洪武三年（1370）加封的。孰是孰非，难以确定。好在《昭示奸党录》第二录中载有汪兴祖因杀死俘虏之过而被贬海南一事。钱谦益据此推知，汪兴祖东胜侯的封号确是封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只不过由于他私自杀害俘虏而获罪。朱元璋之授予他封号，而不授予其“封侯铁券”，直到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汪兴祖战死，才彻底恢复了他的封号。

    三、钱谦益史学考证的方法与特色

    辨别是非，还原真相，是修史最基础、最艰难的一项工作。《太祖实录辨证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凝结着钱谦益几十年的心血。细归纳其考证原则与特色如下：

    （一）国史、野史、家史互相对勘比证

    对于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史实，《实录》多讳而不书。野史的记载也莫衷一是。要弄清功臣结局的真相，就必须对各种史料进行对勘、比证。

    钱谦益对杨宪之死的考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对杨宪之死记载是：“杨宪嗾使侍御史刘炳劾汪广洋，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。上下炳于狱。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，令群臣按问伏诛。”《实录》认为杨宪被诛是由于刘基告发所致。然而，这种说法与诸野史的记载均不一致。黄金《开国功臣录》与刘辰《国初事迹》都认为告发杨宪的是李善长，而不是刘基。且《国初事迹》对这件事有详细的记载：“杨宪为御史中丞，太祖尝曰：‘杨宪可居相位’，数言善长无大才。胡惟庸谓善长曰：‘杨宪为相，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。’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，李善长奏排陷大臣，放肆为奸等事，太祖以极刑处之。”

    钱谦益比较各种说法，结合明初党争的事实，认为刘辰的记载比较可靠。首先，杨宪与李善长、胡惟庸互相结党、排击确是实情；其次，杨宪弹劾汪广洋不公不法，李善长趁机又攻击杨宪。钱谦益认为，李善长与杨宪素有矛盾，而杨宪又一直有取代李善长为相的想法。李善长抓住朱元璋对杨宪不满的机会来弹劾杨宪，并非出于同情汪广洋，而是想要趁机搬倒自己的心腹之患杨宪。再者，钱谦益又考察了刘基的行状与实录中刘基本传，均没有记载刘基告发杨宪之事。并且其行状中又说：“公与宪素厚”。可见，刘基与杨宪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，刘基没必要置杨宪于死地。经过仔细地分析、比勘，钱谦益最终认为实录的记载是错误的，杨宪被杀是由于受到李善长的告发所致。钱谦益还进一步分析，实录之所以错载此事，大概是由于刘基曾经说过杨宪不足为相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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