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掉在地上的还有冒尖的粮食都要充公。这还不算完,倒满了的斛还要狠狠地踢上一脚,洒出来的粮食也算公家的。不够满的话还要老百姓继续往斛里倒粮食,然后倒得满满的时候又踢上一脚。反复几次折腾之后,才给大家正式称重。洒在地上的粮食,就是他们私下的劳动成果了。所谓的斛大,就是指他们私下修改官方的收粮工具,把斛暗中做大了,导致老百姓吃亏不少。但凡有老百姓怀疑斛的大小的时候,他们就会以怀疑朝廷,企图煽|动老百姓抗税为由把对方抓起来,逼得大家对此敢怒不敢言。所谓的称大,就是在秤砣上做文章。大多数的衙门收税的时候都有好几套秤砣。收粮的时候用大秤砣代替规定的较小的秤砣,这样一来老百姓要多交不少的税粮。加上前面的脚大和斛大,每年老百姓至少要多交近三成的税粮,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。当老百姓交纳人头税的时候,衙役们就以老百姓手里的铜钱不好收为理由,要老百姓换成碎银交纳人头税。兑换铜钱的钱庄和衙役们已经串通好了,不但在兑换的时候白银成色上有问题,而且擅自改动铜钱和白银的比例。一般来说官方的规定兑换价格是一两上等白银兑换二千文铜钱。可是到了真的兑换的时候,钱庄开出的价格一般都是一两银子兑换二千五到三千文铜钱。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,只好吃了这个亏。但是兑换来的银子不是上等白银,衙役们说要“折色”,也就是说要打折。成色好一点的八九折,成点差一点的七八折,甚至于有的银子说只有五成,就是说要打五折。再加上衙役在称银子的秤砣上也做了手脚,换上了较轻的秤砣,明明一斤的银子称起来不到十二两,足足少了四分之一。古代一斤十六两,“半斤八两”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衙役们把老百姓的铜钱用官方的标准价格兑换成白银,再从商家用上等白银兑换成成色不足的次等白银,再把这些次等白银当做官方白银兑换给老百姓,这样一来一去每年几乎可以赚一倍的钱。朝廷不吃亏,衙门也不吃亏,衙役们当然也不会吃亏,吃亏的只有老百姓。每一年老百姓要上交比名义要缴纳多出近一倍的实际粮钱税收,当是苦不堪言了。一旦遇上灾荒或者新官上任的话,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。怪不得老百姓视地方衙门犹如仇人,恨不得咬死这些官员和衙役。
三班衙役不但是衙门的门面,更是衙门的爪牙和工具。要是没有了这些衙役,老百姓不会害怕地方衙门,不会怕当官的人。为了震慑地方老百姓,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威严,绝大多数的官员只好任由衙役欺压当地老百姓。比起愤怒的老百姓和大家的不理智,官员们只好纵容手下人胡作非为。明明知道这些衙役仗势欺人,利用机会盘剥老百姓的财产,但是官员们只好当做不知道。因为他们知道手下人要是不捞够的话,就会不干或者消极怠工,不配合的话衙门就会治安混乱,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人物,这样的话自己就会前途不保。就这样一些本来善良忠厚的读书人,当上地方官不久就变得随波逐流,渐渐地学坏,甚至于成为了一个贪官。所以官场就是一个大熔炉,把一个个本来好好的有为青年,变成了一个个唯利是图的贪官。这种官员比比皆是,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每一个衙门,老百姓怎么能够不仇视衙门呢?要想改变这种情况,只有彻底改变衙门内部的风气,把这些蛀虫全部赶走,或许才有可能有所改善。但是哪一个官员有这么大的勇气和精力这么做?又能坚持多久呢?说不定风气没有改变,这个官员不是被大家赶走了,就是被人暗杀了。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,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过。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,或者是木头疙瘩不听招呼,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最后不是被杀就是被罢黜。一些人甚至于到了阴间或者回家吃老米的时候,还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