罪犯是蛰伏三个月才突然出击？

。两次因流氓、斗殴判短期监禁。手下有五六个人，专门“吃地盘”，在他的地盘范围内，负责保护商家店铺的“安全”，走到哪里，坐下吃好的喝好的，临走揣上一份孝敬，伺候不好他，难免闹得天翻地复，得不偿失，所以店家都只当多一个收税的，散财消灾。 1月28日当晚据说他在一个同伙家聚会，证明人都是他的同伙。这伙人手里有枪是不必怀疑的，也有人会开车。田原参加过两伙人的活动，但次数很少，有一次跟着余林栋一伙提着铁棍拦路抢劫，被带到派出所。前脚刚进去，后脚他当居民小组长的母亲就赶到了，在派出所里大闹一场，闹得民警不亦乐乎，只好把她儿子放了。据段崇先说，田原近两年里与“刀枪炮”团伙接触少多了，经济情况上也能看出来，他从团伙活动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。田原待人很客气，懂礼貌，这一点给民警的印象也不错，民警从未把他看作“刀枪炮”团伙的正式成员。

    田原的朋友还有孙海波，一个普通人物。男性，27至28岁，圆脸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无业，摆摊卖过布匹。据说人很文雅，善书法，此处民警便谈不出更多的情况。或者说，他从来没纳入过警方的视线。在鹤岗数十万人口中，甚至在年轻人中，他都只算个平均数。如果警察把这类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的话，那么警力必须增加20倍以上。孙海波被牵连进来主要是由于他去田家的次数比别人多，而且，他是田原去南韩打工的介绍人，田原去车站只有他去送行。田原去南韩的事现在还是个谜。 假设把孙海波视为犯罪团伙成员，那么这个团伙还差两个人，没有人看到过田原、孙海波和别人经常相处。孙海波原住南山矿一号楼，结婚后住砂轮厂附近。既认识田原，又认识孙海波的有闫文宇，男性，身高1.67至1.68米，瓜子脸，白嫩皮肤，眉清目秀，平时言语不多，表现平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原在案发现场南山矿北楼三楼水电科工作，负责收水电费，1994年底辞职。家里是干部。 把田原、孙海波、闫文宇3人看成一个团伙，勉强说得过去。那样还需要加上一个人，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可以算作一个。孙海滔24岁，1.80米身高，人称“滔子”，和他哥哥一起做过短期摩托车倒手买卖，两人比较亲近。当然，把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划进来，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虑。田雨在初二那天与其母出走，其母在哈尔滨一户人家作保姆，他也跟去哈尔滨，说是到省城谋个事情。走的时间有点蹊跷。能够考虑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，总的看来，田原的接触关系不算复杂。三伙人，其中两伙是“刀枪炮”，具备作案的车、枪等条件，也具备作大案的心黑手狠，体貌特征上则不尽适合。另一伙人没有发现有劣迹，但仔细研究，体貌特征上更相似一些。

    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时，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。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。孙本人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，并且，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原最后的行踪。 另一派人认为，孙海波介绍田原去南韩，所隔时日已远，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，参与了犯罪行动。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作大案的人，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作过，缺乏经验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。简直说，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。此案理解像是“二棱子”或“黑子”一伙子干的，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像。

    前一派反驳说，孙海波等人未必没作过案、没使过枪，倘若高成国、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，那么他们在心理上、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。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，而可能是隐藏较深，从未暴露的人。 后一派意见也反驳说，高成国、小金鹤两案同样可能是“二棱子”等人干的，乔复山已经跑去北京，很难说不是为了逃避打击。孙匡男发言时，会场上安静下来。在公安大学读书时，孙匡男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毕业前一直是

    全校的学生。凭着他敏捷的思维、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及标准的仪表，同学们都预言他前途无可限量，但他从来收敛放达，不为已甚，至今不过做到处长，而且已经觉得够了。在他看来，能做好这个处长实非易事，尤其在需要对棘手的案情明确表态的时候。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。

    “根据大家凑的情况，我更倾向于－－”他顿了顿，“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。”

    “我认为，田原去南韩打工这件事，是‘1.28’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就是说，早在几个月前，这伙人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一具尸体丢在这里，我们查了那么多天，查不出尸源呢？这个人就住在鹤岗，是本地人，有家庭，有邻居，有熟人，我们查得再粗，也应该得到线索。管片民警再失职，也不至于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出来。可是就是没有查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罪犯事先已经摸清了我们产工作方式，知道案子一发生，大规模的排查就会开始。怎么排查？排查每个对象有没有作案时间、作案条件。田原恐怕根本没有去南韩，去南韩打工只是一个幌子，一个预谋，使我们在摸查中放过目标。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潜伏起来。只有孙海波一个人送他去车站，只有孙海波一个人知道他到底上没上火车。我相信他家里人，包括他父亲、他母亲、他兄弟、他女朋友都蒙在鼓里，不然怎么可能在摸查时个个若无其事，个个想不到是家里人出了事？潜伏了多长时间呢？3个月。3个月才突然出动实施攻击，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。不妨说，策划者应该有点雄才大略，有高智商、思维周密。‘二棱子’、‘黑子’一伙人是不行的。凡明面上的‘刀枪炮’，大都是莽撞之徒，最起码不善于隐蔽自己，不然怎么会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呢？他们是另一路子，他们就干脆在明面上，干点小打小闹的事，策划大案，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利，起码危险性太大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，甚至是一点证据没有。可是我想强调一点，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，现在犯罪是在升级，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。过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，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，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。他们比较有头脑，善于权衡利弊得失，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，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。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，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决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差些。他们自尊心强，要面子，欲望也更强，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，把目光转向犯罪，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。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，哪个是低智商。”“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。我们不要看‘1.28’明火执仗地抢、真刀真枪地干，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，来来去去都有策略，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。要是叫在‘二棱子’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，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。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转变，适应新的形势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宁静，闫自忠频频点头。接着，从位置发出几记掌声，张昕枫微微颔首，清楚地说道：“我同意。并且还要补充一点：”“不要忘了，经济状况也是我们分析此案的一个出发点。”“还记得田原的那条黄秋裤吗？我注意到，李宝励提供情况说，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条秋裤。田原的弟弟田宾说，田原去南韩把这条秋裤打在了行李里。现在在现场上，无名尸身上穿的还是这条秋裤。从搜查田家的情况看，田原的确比较穷，秋裤证明他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大的转变。‘二棱子’、‘黑子’两伙人都不缺钱花。” “1月17日，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行动，目标也是南山矿。由于司机逃脱，没有得手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，假如司机报案之后，铁东派出所不是掉以轻心，大事化小，而是认真对待，认真上报，在‘1.28’案发后及时提出并案，那么罪犯危险不危险呢？我看是有些危险的，可能会寻迹找到他们的聚集地。凭他们的脑子，17日暴露了一下后，28日再次出动，人数、手法都一样，不会不有所担心。可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、不肯暂时避避风头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证明28日这天的机会对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来说是不可多得的，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嘛。另一方面也说明，他们急于弄到这笔钱的心情是如何迫切，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风险，就仿佛抢不到这笔钱过不了这个年。这种心情我看不像是‘二棱子’、‘黑子’这些人的。田原、孙海波、闫文宇这几个人都没有工作，平时不搞敲诈勒索，也不做买卖，生活来源是什么呢？我看他们倒象是职业犯罪，长期准备，以求一逞。” “我刚刚得到情报，据了解，闫文宇学过车，会开车。这样，几个人在相貌上，技术上就大体与条件能对上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孙海波是田原所谓去南韩的联系人，田原即使是从南韩返回，也不大可能不与孙海波联系。孙海波至少要对田原的行踪负责。所以我同意尽快对孙海波等人采取行动。不能晚。‘二棱子’、“黑子”两伙人也要监控起来，先不抓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，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伙人作案的可能。”

    实际上，张副厅长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。会场上再没有异议。确定立即抓捕的人员是：孙海波、孙海滔、闫文宇，张昕枫问：“这三个人都在家吗？”闫自忠回答：“已经掌握了，都在家。”王春林请示说：“闫帆和谢逢林也来了，您要不要见见他们？”张昕枫点点头，说：“叫他们来吧。”

    南山分局有个民警，恰好是闫文宇的堂哥，这就是闫帆。田原的身份一经确定，牵连到孙海波和闫文宇，王春林就把闫帆的情况向张副局长作了汇报。张昕枫当时中：“这个同志怎么样？”王春林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表现一贯不错，我认为是可靠的。” 张昕枫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，说：“那好，你找他谈谈，了解些情况。”闫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预审员，30岁，瘦高个，平眉，窄脸。工作上素来积极肯干，与王春林的关系处得也很好。王春林脑子里转过，这件事不能避开他，否则反而是对不他负责任。王春林打电话把闫帆找来，问他是否认识田原，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坦率地告诉他，现在已经初步确定，无名尸就是田原，田原的同伙可能有孙海波，问他除了孙以外还可能有谁。

    闫帆当时吃了一惊，立刻想到闫文宇，那种复杂心情绝非普通警察能够体验。但他终于还是说，如果有孙海波那就有闫文宇。孙海波和闫文宇住邻居，他们的关系闫帆是了解的。在摸查中，闫帆也下到六号所，负责在发现假发的27委一带摸底，熬得眼睛都红了，却没想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亲叔伯兄弟。

    “还可以找一下谢逢林，”他说，“谢逢林也知道他们的来往。”谢逢林是大陆派出所所长，和孙、闫两人住紧邻，他提出谢所长，也是为了表示公正。本来以为王春林副局长会讲上几句，要他经受住考验、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等。可是王春林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告诉他，作好准备，参加传讯朱讯春的行动。蓦地，他觉得他永远佩服王春林。晚上8点多钟，他奉命去闫文宇家，观察闫文宇的动静。快到门口时，正遇上闫文宇媳妇甄玲出来，两人打了招呼。他问闫文宇在家没有，甄玲说在家，叫他进去坐，自己去趟小卖部就回来。闫帆说不进去了，只是路过，还有要紧事办。甄玲知道他们正忙，也就没再邀请。

    回到六号所，向王春林汇报了情况，王春林点点头，就要他去休息，说指挥部可能还要找他去了解情况，让他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，闫帆躲进一间屋里，腿立刻就软了，坐在床上，愣了半天神儿。 他明白堂兄弟这回是犯了枪毙的事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哪怕跑到天边上，也还是要抓回来。只存有一点侥幸，就是审讯下来证明不是他干的。但万一是他干的，他就只能承担罪责。去堂弟家的路上，他反问过自己：希望他在家吗？还是希望他已经跑掉？最后觉得还是希望他在家。既然谁也不能挽救他，跑掉了对大家都不好，对他自己也不是出路。也许是当警察的时间长了，审讯人审多了，对于杀人抵命的事已经看得习以为常，他比别人更能接受这种因果报应的事实，也明白自己处在执法的位置上态度来不得半点含糊。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，为什么堂弟偏要走这条路。谢逢林来了以后，听了情况介绍，琢磨了一阵儿，说：“背不住是他们干的，这两个人心都太重，都想干大事。可是表面上确实看不出来。”

    现在，两个人都站在了张副厅长面前。张昕枫着急看了看闫帆，把手中的铅笔放下，问：“如果确实是孙海波，闫文宇作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 闫帆尽量平静地答道：“杀了这么多人，他们没话可说。”张昕枫赞赏地点点头：“你说得对。－－闫文宇的父亲是做什么的？”

    “过去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。”

    “母亲呢？”

    “药剂师，在矿医院工作。”

    “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他父母家经济情况还可以，他自己不行。原来在矿上干，每月200多块钱吧。爱人在机电厂工作，每月不超过200块钱。”

    “父母家支援一点吗？”“结婚后他们就单过了，他这人面子重，从来不向家里要钱。”

    “他什么时间辞职？”

    “去年12月份吧，听说要去南方经商，好像出去过一次，详细情况不大清楚，我们平时走动不多。”

    张副厅长转向谢逢林：“你对孙海波什么印象？” 谢逢林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对孙海波不反感。他人很稳重，很孝顺，为人也比较仁义。犯罪的事另说。就平时表现来看，挑不出什么大毛病。在家里他是老大，什么事都是他撑着，老人病了，要拉煤了，盖个厨房什么的，主要靠他。他也吃苦。字写得好，爱看书，说话能说出道道来，对人也较和气－－我是有什么说什么。”张昕枫微笑着鼓励：“说吧，继续说，我爱听实话。”

    谢逢林个子不高，身子也挺瘦，但是个爽快人，说话没遮挡。见张副厅长肚量大，又添了几句：“我们住邻居，有些事我知道。孙海波这人和大家处得不错，别人有什么事，他能帮得上忙的就帮，不惜力。比如说帮人挑水；也帮我们家挑过水，还爱摆弄个机械、电器什么的。他和闫文宇两人关系是好，尤其是前一段，见过他们串门儿，田原也来过。要说作案，田原那小子肯定干得出来，我不知道海波和闫文宇怎么能和田原走得那么近。他们两个都是有主意的，真要想作案，简单不了，人不能光看外表，不能光看人缘好不好。好人作不作案？好人也一样可能作案，这两个人我看也还是都缺钱，起码想挣大钱。简单说吧，是他们干的，我也信。” 张昕枫问：“抓捕的时候，由你去敲门，他们会不会怀疑？”“不会。我去行。”“那好。” 接下来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，主要是什么时候动手。有主张立即行动的，有主张拖到三四点钟的。 关键是很可能要发生一场激战。对方有作战经验，又处在高度警觉中，犯的是死罪，必然不存侥幸心理。公安人员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时间，罪犯稍有反应，就会拔枪射击。到那时候，敦促对方投降是不太现实的，结束战斗只能到最后击毙对方，这期间发生的伤亡、误伤都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。何局长提出，清晨6时30分左右比较合适。这个时间里，一夜过去，犯罪分子比较容易麻痹；天色已亮，许多人家开了街门，开始有人走动，又还都没有离家，行动起来不大显眼。张副厅长批准了这个方案。此时，天黑得正沉，外面寒风呼啸，声势浩大，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向这个城市发动攻击。这样的夜晚，人们本来应该在家里熟睡。

    罪犯蛰伏三个月才突然出击，

    这伙人可真不简单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