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的大臣进来。
群臣施礼毕,中书舍人吕陶首先发难道:“太皇太后保佑圣躬,于今九年,一旦弃四海之养,凡在臣庶,痛心泣血。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为疑,以不必言而言。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,屏黜凶邪,裁抑侥幸,横恩滥赏,一切革去,小人之心,不无怨憾。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,上惑圣听,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,更改政事,今日陛下既亲万机,则某人宜复用,某事宜复行。此乃治乱之端,安危之机,君子小人消长之兆,在陛下察与不察也。”
前段时间赵煦打算将他罢免,换上自己信任的刘过担任中书舍人,吕陶心中自然不满,所以不但第一个向赵煦发难,一说起来还口若悬河,没完没了,他缓了口气,接着抑扬顿挫地背出早就在心里打好的腹稿:“昔元祐初,臣任台谏官,尝因奏事帘前,恭闻德音宣谕云:‘朝廷政事,于民有害,即当更改。其它不系利害,亦不须改。每改一事,必说与大臣,恐外人不知。’臣思此语,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,固非出于私意,盖不得已而后改也。至如章惇悖慢无礼,吕惠卿奸回害物,蔡确毁谤不敬,李定不持母丧,张诚一盗父墓中物,宋用臣掊敛过当,李宪、王中正邀功生事,皆是积恶已久,罪不容诛。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,皆是生民之便,所逐之臣,尽是天下之恶,岂可以为非乎!臣又闻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,多以私恩遍及亲党,听断庶务,或致过差。及至仁宗亲政,有希合上意,言其阙失者;仁宗降诏,应明肃垂帘时事,更不得辄有上言。圣德广大,度越古今,陛下所宜法而行之。”
吕陶这篇长篇大论,有理有据,摆事实说道理,从法理上封死了绍述的正当性,接下来翰林学士范祖禹又道:“陛下方总揽庶政,延见群臣,此乃国家兴替之本,社稷安危之基,天下治乱之端,生民休戚之始,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,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。先太皇太后,性严正不可干犯,故能斥逐奸邪,裁抑侥幸。虽德泽深厚,结于百姓,而小人怨恨,亦不为少,必将有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为太皇太后过者,此离间之言,不可不察也。”
“初,太皇太后同听政,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计,皆言政令不便。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变而更化,既改其法,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逐,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众言而逐之。其所逐者,皆上负先帝,下负万民,天下之所仇疾而共欲去之者也,岂有憎恶于其间哉!惟陛下辨析是非,斥远佞人。有以奸言惑听者,明正其罪,付之典刑,痛惩一人以警群慝,则帖然无事矣。此辈既误先帝,又欲误陛下,天下之事,岂堪小人再破坏邪!”
赵煦刚要说话,范祖禹又接着道:“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,罢王安石、吕惠卿等新法而行祖宗旧政,故社稷危而复安,人心离而复合。乃至辽主亦与其宰相议曰:‘南朝遵行仁宗政事,可敕燕京留守,使边吏约束,无生事。’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,则中国人心可知。今陛下亲万机,小人必欲有所动摇,而怀利者亦皆观望。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,先太皇太后之勤劳,痛心疾首,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,守元祐之政,当坚如金石,重如山岳,使中外一心,归于至正,则天下幸甚!”
太皇太后死都死了,朝臣还拿太皇太后来压赵煦,刘过见赵煦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,又见吕希哲出班奏道:“君子小人用心不同,有昔时自以过恶招致公论,坐法沈废者,朝思夜度,唯望乘国家变故、朝廷未宁之时,进为险语以动上心。其说大约不过有三:一谓神宗所立法度,陛下必宜修复;二谓陛下当独揽乾纲,不可委信臣下;三谓向来迁谪者当复收用。三者之言,行将至矣,陛下不可以不察。”
在群臣的步步紧逼下,赵煦连话都插不上,毫无招架之力,连刘过在一旁都看的大摇其头,觉得有这么一帮大臣,赵煦这个皇帝当的实在是窝囊透顶,难怪他要对旧党这么厌恶了。
这场君臣见面会,最后彻底沦为了群臣对赵煦的批斗大会,直到赵煦耐着性子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才算完,等打了胜仗的群臣满意地退出去后,赵煦一把将御案上的砚台笔墨都推到地上,气愤道:“口口声声说太皇太后如何如何英明,如何如何仁慈,那么朕的皇考是什么,是周幽王、是夏桀,是商纣么?”
刘过在一旁目睹了这场朝臣和皇帝赵煦的交锋,表明上看起来是群臣胜了,其实是他们输了,他们这种咄咄逼人、气势嚣张的做法,是彻底把皇帝逼到了他们的对立面,如果皇帝没有其他的选择也就罢了,遗憾的是:皇帝还有选择——那就是此刻还被旧党压的抬不起头,看起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新党。
新党的日子,终究是又要来了。